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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良心说,“于欢案”是“舆论绑架”吗?
分类:时事评论  权限:公开  发表:2017年06月03日 22时58分  阅读:1122 次  评论:3 条     转载到我的博客
文/东方阿德

全民关注于欢案,在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选项上,在无罪释放和免除处罚的呼声中,于欢案是“舆论绑架”还是“舆论监督”?笔者以为,所谓的“舆论绑架”也不过是某些权威的自我紧张,因为舆论永远不等于判决,舆论只能作为司法的一个参考,一句话,真正的判决只有法律。

法律是什么?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律就是秩序,只有良好的法律才有良好的秩序。

而真正的秩序既不应屈从于权力,也不应屈从于舆论,秩序——法律,屈从于任何一方都不能称之为法律,法律的追求和目标皆是落槌于事实。

在权力与舆论的争锋中,舆论再偏激,它也不过是一种监督,而权力若偏激,就有可能戏弄法律。譬如过去的雷洋案和当下的于欢案,从当事警察的振振有词,到最终的真相大白;从一审宣判无期到二审开庭针对于欢防卫性质所面临的重新判决,舆论呐喊错了吗?既然没有错,舆论监督能坏到哪里去?一个国家,如果公民都保持沉默,都不客观的表达真实的想法和看法,不去坚守法律与良知,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如果舆论监督只讲漂亮话、好听话,恐怕很多真相难以浮出,甚至我们的国家也就缺失了正义的思想。因此,舆论监督不是对法律不敬,批评家不是对法律不尊——法律恰恰因批评与监督的交相辉映,变得更加规范和神圣。

于欢案一审判决,可以说完全脱离了批评与监督,正因如此,法律所追寻的事实变得极为苍白,一桩原本不该发生的惊天血案,在一审法律的苍白中变得更加苍白。所幸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批评与监督同在,良知与正义同行,于欢案最终走向了二审。而真正决定于欢命运的依然是事实,依然是法律。

所以,一些人动辄给批评与监督扣上“舆论绑架”抑或“舆论审判”的帽子,才是对正义的曲解,对法律的不敬。试想,如果我们的司法把份内的事做好了,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还怕什么“舆论绑架”吗?倘若舆论监督若真能把事实绑架了,这个世界恐就不需要法官和法律了吧。

而一些人之所以把舆论监督夸大或放大,恰恰因为一些人要么做了背离法律的事情,要么做了权力的仆从,或者正欲图这么做。所以,有一种“洗地”叫做践踏舆论监督,那些喜欢把舆论监督称作“先入为主”、“充当法官”、“绑架法律”的人,就是不拍拍良心说一说,舆论监督是不是在约束权力,是不是在表达思想,是不是在追求真相,是不是在呐喊公平正义。

当然,舆论监督与造谣诽谤是两码事,前者是“就事论事”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后者是胡诌八咧或别有用心的唯恐不乱。舆论监督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大方向来说,它是党的一项方针政策,是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

这种形式——广泛的舆论监督最让权力害怕。众所周知,失去监督的权力就是脱缰的野马,而舆论监督正是脱缰野马的克星。不过,舆论监督也不是都能击中靶心,但即便理解有偏差也是一种进步,毕竟我们倡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至于舆论监督背离了法律,那么自有法律来惩戒。而如果权力失控就不单单是偏差和惩戒的问题,而是一个个悲剧的问题,一个个冤假错案的问题,(包括一个个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的问题),因为权力左右了法律。

于欢案二审结束后,有法学家说“法庭是公平殿堂,更是法治课堂”。很遗憾,于欢案一审不是这样。倘若于欢案一审监督到位,一审依法履行了监督职责,怎么会有二审的天壤之别?

从山东聊城辱母案处警严重不履职、不作为,到于欢案一审无视“高息借款”(高利贷)、“违法逼债”、“限制自由”、“不法侵害”和防卫性质等事实而错判,以及整个案件背后十分猖獗的非法高利贷等丑象,一些人还有什么理由给批评与监督扣上“舆论绑架”的帽子?

只要是法制国家,批评与监督就不可或缺,这是保障公共利益和公民自身利益,以及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法治进步的重要力量,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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