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浏览
大一统国家、共同体认同与合法性
分类:牛博推荐  权限:公开  发表:2017年02月25日 16时49分  阅读:4267 次  评论:1 条     转载到我的博客
   文/谢跃

   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大都与大一统有关。大一统社会是人性贪婪的表现。人类是社会生活的物种,作为社会生活的形式,最原始也是最牢靠的社会生活的形式是血缘家庭、血缘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从氏族社会走到国家的过程中,总免不了血腥的杀戮和战争。为争夺地盘领地而战,为争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而战。血缘家族在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然而,到了国家的历史阶段,血缘家族的功能遇到了挑战。光靠血缘家族的资源是很难掌控偌大的国家的。共同体认同是关键,它是政权合法性最可靠的来源。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共同体规模越大,认同度趋向减弱;离血缘家族中心越远,忠诚度将递减;民族成分越复杂,向心力就减弱;各民族民俗习惯差异越大,共同体的认同度相应降低,冲突契机增加。

   大一统国家有2种形式。一是秦制大一统。国家是一个家族或一个人的财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治者家族的首领原则上可以随意处分普天之下的土地、人民和任何人的财产。地方首领由中央任命。国家最高统治者居于法律之上。

   一是古罗马大一统。国家的领导人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而是几个寡头。国家的特点是主权和治权统一。不同的是前者政权的更替采用赤裸裸的暴力,或者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或者血腥的宫廷政变,铲除一切对现政权有潜在威胁的人和势力,法律是维护统治者垄断政权和镇压臣民的工具。在后者的情况下,国家实行法治,寡头们的政治活动基本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法律是居于统治者之上的。政权的更替无需全国范围的大流血,政权更替对社会的破坏性不大。当然,古罗马大一统可以由寡头统治(罗马共和国)转变为个人独裁(罗马帝国),即便是这种个人独裁的权力远不如秦制大一统统治者的权力大。寡头统治与个人独裁的性质没有太大的区别,法律依旧是可以约束独裁统治者的机制,他不可以随意处置人民的私有财产和剥夺人民的生命权。我们现代社会采用的法律是从罗马法演变而来。统治者和人民的一切活动均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在大一统国家中,地方长官由国家或最高领导者任命,但秦制大一统国家的地方长官几乎没有自主的行政权力,而共和制大一统国家的地方长官的权力比较大,在法律的框架下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封建制也有2种形式。一种是教会与世俗国王分享权力,主权与治权有所分离。王权受教权的制约比较大。地方政权由与国王构成主从关系的领主世袭掌控。这种封建制普遍见于中世纪的西欧。另一种是见于日本中古和近世实行的封建制。日本的宗教原则上并不介入政治,宗教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形成共同体认同方面起很大作用。在权力构成中,大宗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两者都是地方自治,财产和权力的继承方式是世袭。主权和治权相对分离。两者不同的是,前者国王的权力受到更多的制约,宗教与基于习惯法或自然法的法治对国王有很大的约束力。后者国王的权力较大,具有某些中央集权的特点,国王和领主遵守习俗和主从关系规定的权利与义务。随着封建制的不断完善和长久的和平环境,国王和领主的统治权不断虚化,主权(“所有权”)与治权(“经营权”)进一步分离,个人独裁很难形成。有意思的是,在中央国家方面,“经营权”是有特定门槛但无固定非统治家族出身的若干位领主共同执掌的,“经营权”不是世袭的。国王和领主的财产和权力是世袭的,血缘宗法关系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国古代西周的封建制也类似于日本封建制,血缘宗法关系浓厚,财产和权力世袭。

   财产和权力世袭是古代社会最常见、最朴素的继承方法,也是争议最少,合法性最高的继承方式。在家产世袭继承中有嗣子单独继承和诸子分割继承的两种形式。前一种形式容易使财产和权力统一,有利于加强继承人的权力基础。虽然长子单独继承制对其他儿子来说不公平,但在血缘家族内部是一种不太容易引起财产争分的办法。后一种财产继承法虽然比较公平,但却非常不利于封建制的主从关系的维持。因为经过若干代家产由诸子均分之后,所剩财产无几,丧失了经济基础,权力就摇摇欲坠了,建立在主从关系之上的封建制就会崩溃。这种长子单独继承制有深厚的民俗基础,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较强,建立在此民俗基础上的封建制,其政权合法性比较稳固。这种共同体认同感加上宗教的因素就更加牢固。

   政权合法性问题容易出现在秦制大一统的国家中。这种社会被称为“流沙型社会”,国家权力十分强大,其触角可以伸到社会各个角落,国家吞噬社会,社会丧失自组织能力,缺乏共同体认同感。有人认为这是缺乏贵族或土豪的社会特征。贵族和土豪是前近代社会国家的屏障,一方面它可以阻挡国家权力对地方的侵犯,另一方面它可以有效阻挡王室家族势力和农民暴动对国家政权的侵害和颠覆威胁。共同体的认同感不强本身就是统治基础不稳固的表现。而且,缺乏共同体认同感的社会在外族入侵时也常常不堪一击。

   在共同体认同感不强的情况下,主权与治权合一的政权形式更容易被颠覆。日本近代以前的社会主权与治权相对分离,当治权出问题的时候,主权无需变更,只要更换治权就相安无事。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主权与治权高度统一的,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社会经常发生周期性的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农民暴动的原因之一。

   主权和治权高度统一,国家权力一杆到底的郡县制看似有利于增强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民族凝聚力强,而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这样的社会是最缺乏社会共同体认同的社会。国家吞噬社会,毁坏社会的功能,社会共同体认同感不强,人民变成流民,社会变成流沙型社会。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只剩下人民不暴动这一点上。因此,“仁政”成了唯一的遮羞布似的合法性。在这块遮羞布下的政权的实质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明规则是“仁政”,“潜规则”是各种形式的暴力。

   科举制度看似公平合理,很适合于流沙型的社会。但它的致命弱点是缺乏共同体认同,很难形成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国家官僚几乎来自全国各地不受等级限制的各阶层的人民,其中有土豪、商人和平民百姓的子女,这些人虽然来自社会较低的阶层,但他们一旦考上科举,进入国家官僚系统,他们很快抛弃原有的身份,不再认同对原先所在的社会共同体,而成为官僚机构中的顺民和奴才。国家这一共同体是他们所认同的。前文提到,一个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大一统的社会共同体认同,因为这种共同体认同是悬在空中的,与社会各层次的共同体缺乏纽带关系,根基不牢。由于这些官僚不能起到形成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作用,在构成社会共同体认同中所起到作用还远不及土豪或乡村地主。

   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在于其合法性。合法性的关键在共同体认同。共同体认同在于基于人性的习俗积累。血缘家族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财产世袭继承习俗是强有力的要素。共同体认同不能忽视人性基础。人性追求自由、公正和幸福,古今中外皆然,任何违反人性的这些追求的组织是很难获得共同体认同的。财产(包括由此产生的权力或权利)世袭继承习俗有两种情况,一是财产和户主权力由嗣子单独继承,非嗣子成为户主的附庸;二是户主权力由嗣子单独继承,财产由诸子分割,户主与庶子之间没有形成附庸关系。封建制的社会普遍采用第一种继承方式,非封建制的社会一般采用第二种继承方式。在采用第二种继承方式的社会,王室家族的继承方式与第一种继承方式相同,即财产和户主权力由嗣子单独继承,庶子成为户主的附庸,但作为补偿,王室会给予非嗣子一块可以单独支配的土地和人民,能够保证过上较富裕的生活,但他们一般不附带军事义务。这种单独处置的独立王国表面上具有分封制的特点,由于它不附带军事义务,因此它不具有采邑的性质。封建制社会普遍采用第一种继承方式,非封建制社会普遍采用第二种继承方式。很明显第一种继承方式看起来不那么人道,但有利于孕育多等级、多层次、有机的、有紧密联系的各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共同体。各个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强烈共同体认同的兵农合一的组织:平时共同务农,战时共同出兵。第二种继承方式看似公平,但这种继承方式社会很容易被分割成彼此缺乏联系的流沙型社会,这是国家有意为之的制度安排,因为秦制独裁国家非常担心有机的、强有力的社会组织会威胁到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秦制国家相信暴力,削弱社会共同体认同的主要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中央集权国家缺乏合法性或经常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原因。

   在封建制国家,土地和人民不能买卖,人民是被捆绑在土地之上的,社会流动性较差,社会发展相对缓慢,但政权合法性稳固,社会较稳定,人民在世袭等级的作用下,专事从事某种固定的职业和工作,社会是稳步发展的。在秦制国家,土地和人民是可以买卖的,社会流动性较之封建社会好,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活力。然而,正是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加上家产诸子分割制,用不了太长的时间,许多人就会完全丧失土地而出现大量的社会流民或者成为大地主的盘剥的对象,成为社会周期性爆发大动荡的因素。有机的社会共同体认同的缺乏,更加剧政权合法性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社会大动荡对社会的破坏力极大,社会重新洗牌,从大乱到大治,周而复始,从较宏观的角度看,社会发展是停滞的。封建制国家的文化经济发展看似缓慢,但却是一步一个脚印,反而容易稳步实现社会繁荣,也容易步入现代社会。

   也许有人会问: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传统村落不断萎缩,农业人口只剩下百分之几,人口流动性大,共同体认同如何保持的呢?

   在西方社会,一直有基督教传统,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教堂,宗教在建立共同体认同的作用方面无他可比。现实生活有较多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但宗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熨平这些不公而获得心灵的抚慰。只要社会共同体认同不出问题,民主法治就会不断推进。尽管传统村落衰退了,血缘家族也有所退化,但传统习俗保存良好,社会自治或地方自治的传统反而有所加强,社区逐渐取代传统村落而成为共同体认同的对象之一。功能更强的自治体——俱乐部也越来越成了血缘家族的替代品。人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也由传统的权力世袭的认同转向国家保护公民自由、私有财产等基本人权和推进社会福利等功能的认同。这种保障性功能对本国公民而言,它是针对外国公民的一种保护性排斥。这种保护性排斥符合人性,犹如财产世袭对本人的保护功能一样,它不会因为全球化的进程而被彻底放弃。爱国主义是具有争议的词语,如果它是指对“国家保护公民自由、私有财产等基本人权和推进社会福利等功能的认同”,那么。它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由于爱国主义在我们通常的语境下,是以强化国家的大一统功能,排斥、打击和削弱各个社会层面的共同体为目的的,因此,这种爱国主义无助于社会共同体认同的建立,反而适得其反。爱国主义是一种巨无霸的共同体认同,看似势众、威力无比,但缺乏牢固的基础,当它面临突如其来的不利事件时,人们往往树倒狲猴散,不堪一击。前文提到,一个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大的共同体,它应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多种性质的共同体的有机结合,这是基于人性的认识而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人道主义、爱心、忠诚心总是有边界的,离个体、血缘家族或个人的利益越远,共同体认同的效力递减。

   共同体认同是价值观认同的培养基,它又是良性民主、法治的社会基础。没有深厚的共同体认同和价值观认同,民主法治是不可思议的。面对当今不断出现塌方式的道德滑坡,人们喊出坚守道德底线的呼声,这对于一个到处充满陌生人的、长期缺乏共同体认同的当今中国社会几乎是无济于事的。重构共同体认同是“基础建设”,没有它其他问题都很难顺利进行。要做好“基础建设”这项工作,最重要的国家权力下放,着眼于地方自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建立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这项“基础建设”最终要归结到国家允许公民自由结社、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私有财产,防止国家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小政府大社会,不断淡化国家意识形态而不是相反。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一,近20多年来受到大力提倡。儒家思想是中国前近代国家的传统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它也被称为儒教。前文提到,传统对重构共同体认同有很大好处,可见,顶层设计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问题是,作为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与现行社会的主导思想是有严重冲突的,此其一。正如伊斯兰教社会不经过宗教改革和思想改革就无法适应现代文明的社会那样,儒教的情况也是如此,此其二。五四运动近百年来,它一直受到严重的质疑和釜底抽薪的批判,它对现代的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没有多少威信可言,远去的传统还远不及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的权威,此其三。强行将远去的传统与逐渐加强的新传统扭捆在一起,很可能造成国人性格上的精神分裂。更重要的是儒教已经多次错过了自身改造的窗口期。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适合于儒家思想生存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就是说,儒教复兴的窗口期已经关闭。当然,儒教与现有的国家意识形态有某种契合,如在强调国家意识、上尊下卑意识、排斥个人独立、自由等方面两者是不冲突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国家层面坚守现有的传统,在社会层面重返儒家价值观呢?近20多年的实践引发人们的许多思考。如同美国道路是基督教+资本主义那样,中国道路可以走儒教+社会主义吗?回到本文的问题,儒教能够发挥重构现代中国社会共同体认同方面起到核心作用吗?换句话说,它能成为现代中国人的普世价值观吗?

标签(Tags):
本文链接:
发表评论
您的昵称:  悄悄话 (登陆系统后才能使用悄悄话功能,您可以 登陆系统免费注册 成为会员)
点击此处开始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