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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批判现实中国
分类:牛博推荐  权限:公开  发表:2016年12月06日 09时04分  阅读:5433 次  评论:2 条     转载到我的博客
    文/辛允星
 
    最近几年来,严格说是从开始写作批判中国现实社会起,我多次遭受到了身边人的劝告或提醒,他们说:“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你这样的性格,以后肯定会吃大亏”“也许只有等你碰壁了,才懂得回头吧!”我知道,除了极少数自以为是的吃瓜群众,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善意”的,都希望我能够生活得更好,更担心我因为批判现实社会而遭受某些伤害,甚至“被失踪”。从情感的意义上说,我应该感谢他们,至少他们确实没有可以想象到的恶意;但是我还是要批判这些人。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经典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不晓得“理想”为何物,而且天然地认定,人只要能活着就是胜利,只要能得到好处,社会与人生“原则”分文不值;更重要的是,他们似乎还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像他们那样生活,不遵循这样的生存哲学,就是不识时务,是不受人欢迎的异类。

  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我想说,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自己的历史知识虽然还很欠缺,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多少还是有所了解的;鉴于多年来坚持开展社会学调查,对现实社会的了解应该比一般人还要多一些,对其中的“潜规则”也算是略知一二;我之所以不去适应这些东西,而是对它们采取了几乎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事实——当下中国所发生的很多事情,不管是按照所谓的“西方价值观”,还是按照所谓的“中国传统价值观”,都是不能被原谅和容忍的!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十分鲜明的“儒表法里”特征,尽管社会现实更多地由法家文化所主导,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还是被作为某种主流意识形态被流传了下来,可以说,正是这个文化遗产造就了历朝历代为数不多的正义之士,他们是中国本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努力纠正突破儒家伦理道德底线的社会偏差,另一方面也为此承受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丢掉了举家性命。

  当代豫剧中有一部著名的作品《南阳关》,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隋朝太子杨广杀父篡位,然后召太师伍建章进宫,命令他为自己代写诏书,以正名分;伍建章深知其中情由,宁死不从,于是,杨广传令:将他推出午门斩首,开国大将韩擒虎前来劝阻,并建议伍太师遵守太子命令;伍建章大义凛然地讲到:“我宁可站着刀下死,绝不跪着保昏君!”然后愤然写下了一封讨伐书,杨广观后,命令卫士将伍太师拉出去,拔舌挖眼,然后满门抄斩;后面才有了韩擒虎、宇文成都在南阳城外大战伍太师的儿子伍云召(当时正领军镇守南阳城)的核心剧情...虽然伍建章这个主人公是虚构出来的,但他身上携带着中国儒家士大夫的很多理想情怀,也承载着土生土长的中国价值观,我们大概可以通过宋代呼延家族、明代方孝孺和东林党人的遭遇看到这位正义人士的影子,他内心深处的社会正义标准可以代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正宗历史书写的基本价值度量。

  据有篇网文说,明代嘉靖年间,山西一位珠宝商人全家遭灭门,其一名仆人被屈打成招并被问斩刑,随后真实案情被发现,真凶乃一个流窜盗贼,其手头大量赃物被起获;为此,刑部成立专案组督办此案,最终,真凶被凌迟处死,包括县令在内的六名冤案制造者被问斩,另有四人获绞刑,七人被判流放千里;同时,刑部发布公告,还被冤杀的那位仆人以清白,赐其家人6000两白银的抚恤金。再联想到清代著名的“杨乃武案”,我们就可以发现,即使按照封建王朝的政治规则,制造冤案也是不能被原谅的,必须让相关责任人接受严厉的惩罚;而如今,前面的呼格吉勒图案、佘祥林案,后面的聂树斌案,已经或将要如何收场呢?我们似乎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前朝对冤案的那种处理结果!这让我想起了网上曾流传的蔡慎坤先生的一篇文章《我竟然开始怀念有皇帝的日子》;初阅此文,我多少还发现了些调侃的味道,而如今,我竟然也有了与之同样的心情,再也找不到“戏谑”的成分了!

  我相信,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主流政治文明中,司法裁判中的“特权”现象都不是值得炫耀的东西;政府公务人员特别是司法工作者应该坚守“公私分明”和“忠于法规”的原则都应该是值得追求的;而草菅人命、枉杀无辜都应该是突破社会法律和道德伦理底线的极端恶劣行为...人类明明有着很多“相通”的价值观,我们这个国度却偏偏不承认,整天搞些“不接受西方价值标准”、“反对全盘西化”、“警惕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这样的鬼话,不知道其中可有一丝的事实依据?当一种政治文明实现了另一种政治文明一直追求却没有实现的理想,难道后者还不应该认真向前者学习吗?清华大学的郭于华先生曾提问:中国人是人吗?如果回答“是”,我们何以要将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接受的价值观视为洪水猛兽?人类文明在进步,中华文明却在朝野蛮方向退步,这还不值得批判吗?那些将“公知”视为贬义词的人们,可曾思考过:后人将如何评价这一代国人对“社会公正”的麻木?

  中国缺少“纯洁”的死亡哲学,因此,人们惧怕死亡,更担心牵连到亲属;名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虽然流传已久,然而,中华子民历来畏死,而历代统治者正是抓住这点,管住了很多人的反抗欲望和行动,从而塑造了中国人的“奴性”特质,少数人对真理的追求随之变得充满风险。但“有风险”不代表“不应该”,坦然讲,我虽然反对乌托邦式的空想,但是希望做一位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就是一个特别“不受人待见”的不识时务者;甚至可以说,我特别乐意做一个很多人眼中的“臭公知”(只恐怕水平不够,还难以名副其实)。若有人不允许我追求自己那点“可怜巴拉”的理想,不允许我批判现实中国,彻底断了我的精神食粮,那你就“杀了我吧!”我不能接受行尸走肉的生活方式,更不可能迎合自己不能认可的社会潜规则,对此,我没有选择,因为内心的召唤使然。

  苏格拉底说过,“没经过审慎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朱学勤先生说过,“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然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审慎思考人生和仰望星空的人,甚至对他们还有些鄙视,我相信,这可能是中国在“前现代”政治泥潭中挣扎难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可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似乎还难以真正摆脱掉这个文化遗产!回到最初的问题:“批判性发言”真没用吗?假如这个“用”指的是立刻改变现实,它也许真的没用,但是作为一种时代的声音,作为读书人的一种责任担当,它的存在本身不就是“有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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