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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犯贾敬龙激发不同命运感之争
分类:牛博推荐  权限:公开  发表:2016年10月25日 13时29分  阅读:5739 次  评论:2 条     转载到我的博客
  文/秃头倔人

  河北石家庄村民贾敬龙因为拆迁,失去了寄托了他人生奋斗的婚房,三年前愤而用射钉枪杀死村主任何建华。今年8月,最高法核准贾敬龙死刑,两个月后——也就是这个月——辩护律师收到死刑核裁定书。就在贾敬龙最后的时间里,舆论强度陡然加大。
 
  现在看来,贾敬龙案件在最高法之前的舆论,都被很好地控制了。以至于当贾敬龙由学者推送到朋友圈的时候,甚至当他被比附为杨佳的时候,很多人还要去搜索这个人到底是谁,案件关键所在等等信息。也正因为此,死刑核准之后想要扳回它的舆论可能太迟了。
 
  为了在短短的紧急时间里,争取舆论以最大的强度回应贾敬龙的死刑核准,期待着提高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说服效率,学者、记者、民众使用了各自的类比提高死刑犯贾敬龙在舆论中的能见度与识别度。而这么做,几乎是将中国最主要的几类命运焦灼感都激发出来。
 
  学者选择了废除死刑这个角度,来替贾敬龙争取时间。在这个时期,中纪委推送的反腐宣传片中,有白恩培这个贪污了2.4亿元却仍能活命的案例,这位学者废死说提供了能引发赞同声音的证据。但就实际而言,这个类比过于文质彬彬了,所以很容易被轻视。
 
  学者在以废死说引证贾敬龙不必死的时候,民间找到了更直接的否定,那就是谷开来毒杀英国管家的案——她已经由死缓改判无期——借助这个死刑案件,舆论将贪官免死直接过渡为权贵免死,用一种简单明了的类比衬托出死刑在贾敬龙身上的不公平待遇。
 
  无论是贪官免死还是权贵废死,都符合当下的社会心态,是很能激起这么一种情绪,那就是:贾敬龙的死刑违背司法公正。但是,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平等对待,是一种非常普遍、因而几乎是可以不去理会的国情描述,恐怕不足以撬动最高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认为核准贾敬龙死刑不当,有文告抓住了两点,恐怕才是要害。一是指出贾敬龙的自首情节被精心忽略,否则,罪不至死;二是村主任兼村支书何建华的强拆是非法拆除。第二点是整个死刑判决的基础,但它没有被写进判决书当中,文告援引是高明的,但依靠起来颇为脆弱。
 
  何建华带人平了贾敬龙的房屋,是握有贾父签的拆迁协议,据此认定拆迁合法,不是强拆,贾敬龙就是私力复仇。但是,村委会有没有强拆的行政权力,这是在贾敬龙死刑核准争议的重点所在。或者说,何建华有没有被赋权强拆,这个认定也是值得推敲的。
 
  官与民、准确说是社会舆论与司法者、甚至是司法体系内部最大的分歧就体现在这一点上。这也是讲政治还是讲法治的分歧,或者是说,在政治与法律的模糊地带,是以何种思路来处理贾敬龙的杀人行为。即使最高法用核准死刑提供了一个回答,但无法回应全部质疑。
 

  在行政体系中,村并不是最底层的行政单位,法律上不是可现实中却是。村里行驶着行政权力,是政府在最底层的延伸。理想状态是,对村委会的每一个动作,都应该有单一赋权或统一赋权作为合法性来源,但这恰恰是实际当中无法实现的问题。
 
  这个最底层的模糊地带,缺乏法律调整,是显而易见的问题。针对这种行政权在真空下的行为,各地的应对并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在维稳的需求之下,这些匮乏是被有意保存下来。这也是贾敬龙真的杀死村官之后,被挑明的背景,而后又被死刑回应的现实。
 
  如果你要讲政治,认为贾敬龙是私力复仇,是不正义的,并且非常恐惧引起更多的仿效者,那处死他这个逻辑也可以很强大。贾敬龙从一审到二审,都没有去辨识行政权在这起拆迁中的地位与影响,其实就是继续模糊这个问题,将法律判定让位给政治需求。
 
  也就是说,贾敬龙的死刑判决、以及最高法的核准,在司法精神上止息了其内在的行政审判与刑事审判的矛盾——做行政审判的法官看了刑庭法官如此结论,不知作何感想?死刑核准有理由不针对二审不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判断,但这种忽略可能是违背法律信仰的。
 
  行政权力在贾敬龙杀人案上点明的法律矛盾,最终是由司法体系之外的声音给予揭示,这种隐藏与暴露、沉默与疾呼、核准与哀号已经展现了不同群体之间尖锐的命运感冲突。社会从死刑核准里看见了法治崩坏下私力救济的悲惨前景,维护体系的人则希望用死刑斩断反抗意志。
 
  这种基于不同阶级地位、天差地别的命运感,却日夜在中国共冶一炉,在个案上爆发,一次次将矛盾指向那些迥异的看法上:什么样的正义才是正义?如果法律不能供应正义,赵娥复仇式的正义是不是正义?在社会丧失了正义的一致性后,正义何以自处?

 
  核准贾敬龙的死刑,以及力争挽回这个最糟糕结果的舆论努力,表面上看是对正义的各自表述,实质上是在焦灼感的指引下保卫各自的命运。区别只在于,你保卫的是谁?保卫的是何种命运?以及,有没有能力去保卫?现在及最终靠什么去保卫?
 
  死刑核准要传达的信息已经再明确不过了,它划了红线,无论是什么样的执法者,都不该受到死亡威胁——无论是授权不明的村官,还是在街头部署的城管。尽管这种对执法界限不作清晰界定的法制,已经并将继续导致生死存亡的冲突逼近执法者,但它依旧需要强硬。
 
  个人认为,这也是理解杀人犯直至死刑犯贾敬龙遭遇的逻辑,也是理解这一死刑核准之所以激起强烈舆论的原因所在。死刑及其核准,其因果关系在表达强硬信息的需求下发生了位移:他必须死,作为“因”的不再是贾敬龙杀人,也不再是凌空虚蹈的法治;而作为“果”的那部分也从“法治”上失焦,聚焦在那些为了确保某种命运的震慑上。
 
  在现有情势下,核准贾敬龙死刑遵循稳定的思路,这些考虑在杨佳、贾俊峰等个案积累上成熟,内化为成系统的默契,已经公开成为命运之争中非常有竞争力解决方案之一。人已经划了红勾,刀下留人的舆论周旋极可能白费,毕竟某些命运比其他命运更能构筑安全屏障。
  
  很多时候,人们追求所谓的共识,无外乎是想要在不同的命运边缘寻找一点共同分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会假装看不见那些分歧,甚至假装不知道对方站在哪一边。也许,早已经到了这么个阶段了,不同命运的秩序问题,无法谈判,只有拖延。

  网上后续消息说,何建华的儿子已经接任其父亲的工作,担任村里的职务,这种指定禅让制也许只是底层政治中很常见的方法,却也从一个侧面直接表述了不同命运持续“生产”的现实。那种“宁有种乎”的张力,从村头一直弥漫到最高法法官的案头,它没有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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