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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反思
分类:牛博推荐  权限:公开  发表:2016年10月22日 23时34分  阅读:6151 次  评论:2 条     转载到我的博客
  文/王克斌

  辛亥革命的产生

  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始皇嬴政统一中国,奠定了帝制的基本框架。从此,中华大地成了帝王将相角逐拼搏的沙场,为了皇位,打打杀杀,永无休止。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多次改朝换代,但始皇的旧制一直照行不改。一旦江山易主,新皇帝龙袍加身,进位九五之尊;老百姓则继续饱受煎熬,置身于水深火热。历朝历代,从张良、韩信到诸葛亮、文天祥、苏东坡、刘罗锅、纪晓岚,中国涌现出过不少安邦定国的文臣武将和满腹经纶的迁客骚人,但是单就缺乏别具一格的思想家,为百姓指出一条明路,结束血腥争夺和兵荒马乱,给人民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安乐。

  依靠地大物博,百姓温良勤勉,中国原本可以殷富强盛,永庆升平。可惜肉食者鄙,一旦大权在握就要恣意享乐,贪得无厌。不争气的龙子龙孙总要在百年之后把祖上的基业断送,引发一轮新的争夺。公元1644年,带路党总书记吴三桂先生引领女真的八旗子弟入关,从此汉人陷入268年被奴役被屠杀的困境。那些经儒家道统培训出的知识分子则忘记礼仪廉耻,摇身一变,顶戴花翎,做了侵略者的帮凶。以致清亡百年之后,还让大辫子戏充斥舞台,麻痹百姓,把康熙、乾隆当作汉人的救世主。剧作家们把祖先的耻辱当成自己的荣耀,不厌其烦地热情歌颂。

  然而,正当中国人陶醉于康乾盛世的时候,西方却已完成文艺复兴,开始了工业革命,人权、民主也被提上日程,自此日益强盛。他们开始觊觎远在东方妄自尊大的满清帝国,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敲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条约接着条约,赔款接着赔款,如日中天的大清帝国开始腐朽没落。

  2000年帝制的摧残和200多年满清的奴役,以及西方民主共和的启发终于锻造出一批有思想有抱负的仁人志士,他们看透了百年一换的封建循环,厌烦了大辫子带来的民族耻辱,企图以先知先觉为中国人民探索一条新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一批革命党人几经挫折,屡败屡战,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在1911年成功地发动武昌起义,转而逼迫满清皇族退位,辛亥革命的成功为走向共和开辟了一条新径。


  辛亥革命的意义

  1905年,同盟会发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清政府垮台,临时政府成立,恢复了汉族百姓在自家土地上应有的社会地位,初步实现了三民主义的民族和民权的部分。

  事实上,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满清帝国的统治,而且也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使皇帝这一至高无上的称号成为历史。尽管袁世凯父子图谋不轨,跃跃欲试,洪宪皇帝只做了几个月的黄粱美梦,旋即寿终正寝。

  辛亥革命根本改变的不光是封建制度,还有封建的法度。从贾谊、晁错到王安石、张居正,历史中的那些变法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即使如此,那些不想失去特权的权贵还是一次又一次把变法扼杀于襁褓之中。辛亥革命带来的却是全新的变法,让民族和人民站起来的变法。他要建立的是民主共和的政府,不是一党一姓的天下。集变法和改制于一役,这也是辛亥革命的伟大之处。

  由于革命势力的单薄,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和清末权臣袁世凯妥协,只要满清下位,他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转让。孙先生的革命理念已经超出了打江山坐江山的狭隘胸襟。他的革命是为了民族的解放,而不仅仅是树立个人的权威,体现了孙先生天下为公的浩然之气。在这种意义上,他和历代的农民领袖完全不同。他的确在身体力行,通过三民主义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带到中国。他不愧是中国民主共和的先驱和实践者。

  临时政府的成立迈出了第一步。遗憾的是,由于事态发展力不从心,孙先生的民生主义没有得到发扬的机会。辛亥革命胜利后的10几年,中国的国情有点像三相电机启动时的过渡过程,三相之间的位相紊乱,位相要达到稳定需要时间。可惜,孙先生在1925年驾鹤西去,未能在中土大地全面落实他的三民主义。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中国才开始进入相对统一的格局。


  辛亥革命的命运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帝国,但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所面临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腐朽落后的摊子。王公贵族的奢靡和东西列强的抢掠使得这个国家脊贫羸弱,气息奄奄;地方上军阀割据,各自称霸,难以政通人和。要在这样的地基上建立起民主共和的大厦自然需要时日和智慧,也需要一大批社会精英的齐心戮力。孙中山创建新体制的宏图大业从一开始就遇到层层的阻力。再加上窃国大盗袁世凯先生的纵横捭阖和复辟野心,他的进步理念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如愿以偿地顺利落实。以至于1913年二次革命之后,孙先生不得不再度流亡日本。

  然而对民主共和的潜在威胁还不在于袁世凯的阴谋和他的残余旧部,而是中华大地刚刚点燃的一团星星之火。1917年,列宁先生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克伦茨基组建的临时政府,把俄国改造成第一个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俄的成功为那些寻求救国真理的热血青年照亮了一条与资产阶级革命截然不同的捷径。并且,在1921年成立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分支。

  在内部反叛、外部无援的情况下,孙中山先生举步维艰,慌不择路,开始联俄容共,希图和年轻的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同构建理想的家园。从此中国革命事业落入二元化的阵容。本来多党系统和民主共和的理念相通,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有着根本对立的主张和路线,两党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国民党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政党,遵循西方的民主路线;共产党则号称代表无产阶级,最终目的要埋葬资产者;国民党主张民主共和、多党合作;共产党则笃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党独裁;国民党原则上不反对私有财产,共产党则要消灭剥削和压迫。更要命的是这两个党都拥有武装力量。孙中山抛弃门户之见,试图把水、火包容于一室,犯了一山岂容二虎的大忌。

  国共合作给成立不久的国民党带来新的活力,也给刚刚诞生的共产党以自由发展的时空。不幸的是让一个可怕的秘密组织渗透到国民党中,为后来的反目成仇刀兵相见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最后,如同布尔什维克推翻二月革命的临时政府,共产党也终于结束了中华民国。只不过前者只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后者却耗费了20多年。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先生经过数年的争讨,树立了他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他虽然信奉三民主义,但是他也是共产的克星。从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和1927年的4-12 大屠杀,开始了国共两党势不两立的搏杀。在蒋介石平定各路军阀的几年里,共产党经过八一起义和农民暴动,最后在江西建立了根据地。此时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崭露头角,成了蒋介石的死对头。

  在蒋介石对红军的五次围剿之后,红军被迫长征,转战陕北,打开了新的局面。面对日本人的进犯,国土沦陷,蒋介石又不得不接受国共合作,给了共产党和红军第二次发展壮大的机会。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虽然还比不上国军,但是已经具备了分庭抗礼的实力。

  从1946年到1949年,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经过几次大战,解放军终于完成从弱到强的翻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蒋介石带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晴天白日大旗偏隅台湾。中国大陆上的辛亥革命事业终于被农民革命所取代。从1911年到1949年,经过38年的风雨飘摇,辛亥革命创立的政权和理念在大陆中国不幸夭折。


  两种革命的比较

  20世纪的前半叶,在沉睡了多年的中华大地上几乎同时爆发了两种革命。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次是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或称共产革命。这两次革命孰是孰非,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论。我们必须从历史唯物的角度客观地作出判断。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革命动因。经过2000年的封建帝制和200多年的满清统治,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制度,摆脱半封建半殖民的状况,与世界民主共和接轨。经过西方近代的发展,这种制度的生命力已经得到了验证。因此辛亥革命比起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或君主立宪的戊戌变法更加彻底,更加清醒。因此辛亥革命有明确的目标和可行的方案,也就是说有着合理的内涵与动因。

  工农革命旨在反压迫,反剥削,百万工农齐踊跃,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满清已经成为历史,帝制开始消逝,那么谁是这位不幸的鲲鹏呢?这就是年轻脆弱的民国政府和它的代表蒋介石先生。这个政府面临的是四分五裂,百孔千疮,还有日寇对国土的步步鲸吞。面对这样的一个摇摇晃晃还要走向民主共和的新政府,理当万众一心,全力支持。可是在国家动乱不安的时刻,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他举着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旗帜,招揽了一群被压迫了两千年还没来得及翻身的农友。他们要推翻尚未稳住阵脚的民国政府,建立所谓的工农做主的新政权。当时,马克思的理论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直到1917年才在苏俄付诸实施。因此,马克思的主张缺乏时间的考验,故而工农革命也缺乏有力的理性原因。除去共产主义和翻身解放堂皇的标签,这些由农民暴动合成的革命同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义军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历史上的暴动常常发生于朝代之末,而所谓的工农革命却发生于新政之初,有点乘人之危,不尽人情。

  辛亥革命的倡导者中,不乏名门大户的后代,比如秋瑾和黄兴,他们家境富有,生活优越。这些人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完全没有必要把脑袋掖在腰带上,为别人去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因此他们革命目的是为了救国,为了使老百姓成为国家的主人。正如孙先生所说的“天下为公”。因此就大义而言,辛亥革命体现了一个公字。为了这个公,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

  工农革命的主力是贫下中农。他们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翻身解放。从大义上讲,他们所要解救的首先是他们自己,他们想要得到的首先是耕牛和土地。至于未来国家的制度,至于民主自由,至于谁来治理,如何治理,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工农革命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一个私字。为了这个私,他们才跟着党走,当然也同样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辛亥革命还没来得及在大陆开花结果,国民政府就被打跑了。还好,在台湾这块试验田上,他们终于在80年代取消党禁,实现了共和。经过国民党和民进党在政坛上多年的和平竞争,台湾的民主制度日趋成熟。老百姓可以参加选举,挑选他们喜欢、支持的政党和总统决定他们的未来。

  与此相反,大陆的农民和工人尽管帮助共产党争来了天下,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并没有摆脱压抑和贫穷,没有实现翻身解放的中国梦。他们必须在唯一党是遵的专制条款下听从政府的摆布。尽管没收了地主和资本家的财富,但劳动者们还得继续过着勉强饱腹的日子,农民还被一纸农村户口世世代代锁在黄土地上。他们没有选举的机会,他们不能发表不满的言论,他们被赶进集体所有的人民公社。在三年困难时期,说不清有多少人饥饿而死。斧头劈开旧世界,镰刀坎出新乾坤。然而所谓工农革命到头来并没有为工农大众带来一片新天地。共和国60多年代历史表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场豪赌,把全国人民都当成了赌注,最终也没有逃出封建的桎梏。

  当初,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只知道国民党政府反动,但不清楚它反动在什么地方。故而只好把忆苦歌里的悲催、雷锋叔叔母亲的遭遇以及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全部强加到民国政府的头上。老实说,这很不公平。你怎能希望一个成立只有二三十年百废待兴的新政权一下子解决上下5000年遗留的问题。何况在这些年间,还要收拾割据的军阀,还要阻挡日本的铁蹄,还要被动地卷进四年的解放战争。这些问题即使在共产党施政后的几十年里也没有获得圆满的成功。有的时候,有的地方还不如过去。至于三民主义,虽然没人骂过它有多坏,但是把三青团打成反动组织,自然也给三民主义抹上了一道说不清道不明的污痕。

  大陆虽然没了皇帝,但是工农革命的结果并没有更新国家的制度。只不过把满清以前的一姓天下换成了伟大光荣的一党天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除了高喊几个马列主义的口号,中国在体制上又退回到封建的过去。

  因此如果说辛亥革命是把中国向前推进的革命,工农革命的结果则是在制度上的倒行逆施。一场貌似激进的革命却冲不出封建制的牢笼,留下了历史的笑柄。


  强人的较量

  200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基本上是强人的政治。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农民起义,最后风起云扬一呼百应的一定是一位强人。

  在夏、商、周时期,江山易主还有有道讨伐无道的合理成分。自秦之后,基本上就是相互厮杀,胜者为王。然而辛亥革命却不在此例,孙中山先生发动的革命是正义的,是为了民族解放,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他是一位不想做强人的强人,他想要的不是救星的职称,而是一个崭新的制度。

  可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他却遇到一位强人,袁世凯。袁不仅是清政府的总理,还掌控着北洋新军。此人诡诈多变,贪权好色。他出卖过戊戌变法,后来又推崇立宪,既而为大总统的职位又转向共合。他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位强敌。还好,登基称帝使他自取灭亡。为孙中山重新构建共和提供了新的时机。

  继孙中山之后,国民党中出现了另一位强人,蒋介石先生。由于共产党的宣传,从大陆走出来的今人对他没啥好的印象,蒋光头、青洪帮、地痞流氓。其实从维基百科提供的资料来看,蒋介石少小之时接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读过四书五经,还有名师指教。他的名字介石和中正就取自易经。后来他偏爱行伍,进入士官学校。他在年轻时矢志革命,跟随中山先生东征西讨,功勋卓著。为了为革命事业筹款,他还经营过商号。他不仅为国家效力,还是个孝子。曾经辞去总指挥的新职回家侍奉母亲。

  蒋介石身上有不少弱点,他后来的治国方针偏离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集党、政、军权于一身,颇有独裁的特色。然而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个特殊阶段,从军政到训政。在当时的环境里,不可能实现宪政。比起中国大陆后来的专制,蒋的独裁略逊一筹。至少,在他执政期间,民主党派有独立的运作,知识界可以发表各种观点,何况,在特殊情况下也曾同共产党合作。蒋介石的执政处于军阀混战日寇进犯的非常时期,他的军政和训政或许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内忧外患战乱连绵的处境中,中国的学术界还出现了不少大师,文化界容得下鲁迅、郭沫若,戏曲界涌现出一大茬马连良、梅兰芳,民间还保留着教堂和庙宇。

  多年来在大陆人的心目中,蒋介石的名字总和独夫民贼连到一起。说他是独夫无非是因为他容不下一个拥有武装旨在取而代之的政党。然而,即使西方国家大概也不会民主到让人把刀横在脖子上的地步;说他是民贼,四大家族财产的总和恐怕也比不上共和国总理的一个儿子或者女儿,更不要说那位生活方式超过皇帝的周永康同志了。何况这四户人家在革命前就已经创下了雄厚的家底。

  从蒋介石多次肄业和辞去公职的经历不难看到他自身的弱点,缺乏信念和毅力,在艰难和挫折面前不能勇敢面对,矢志不移。在这方面他远不如孙中山先生,他领导过多次起义,经受了多次失败,但是从不气馁,始终不渝。

  共产党里脱颖而出的毛泽东先生也是个少小立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强人,他亲手领导过秋收起义,亲手建立过井冈山根据地,然而他在共产党内也受过无情的排挤。但是他没有退缩,他没有消极。自遵义会议后,逐步树立起他在党内独一不二的领导地位。他的战略头脑和军事天才以及煽动劳苦大众的魅力终于使他打败了另一个强人蒋介石,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国。

  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是由多路义军、反王同时起兵,向旧朝廷叫板。然后,他们之间再相互征伐,击败对手,最后像奥运会那样,金牌在握。国共两党的争夺却与此不同。共产党是在国民党打了天下之后才出手的,在反清和反封建的斗争时,他们还没出生。因此他们虽然号称反帝、反封建,但是他们实际要反的却是孙中山奠定的中华民国。在这种意义上,共产党搭了同盟会和国民党的顺风车,成了螳螂捕蝉后的黄雀。

  从兴中会算起,螳螂捕蝉用了大约16年的时间;从共产党成立开始,黄雀赶走螳螂用了28年。孙中山面对的是一个存在了200多年满清政府,难度更大;毛泽东面对的则是一个年轻的政权,还受到军阀和日本侵略的干扰,相对来说难度较小。因此,毛氏革命钻了个历史的空子。

  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共产革命,都是需要流血牺牲旷日持久的巨大工程。要完成这样的工程,离不开强人的胆略和才智。孙中山采取的是海外出钱、海内出力的方式;毛泽东采取的则是农村包围城市。孙先生的革命印记着精英的奋斗;毛泽东的革命则调动了急于脱贫的亿万农民。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在幼年阶段,懦弱分散,最终被一群农民置于死地,然后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误会。

  发动一场革命不是容易的事,需要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需要几位有纲领有才干的领军人物,需要一批不怕流血牺牲有理想有抱负的先锋,还要有民众的支持。无论是辛亥还是共产革命都曾经轰轰烈烈热血沸腾,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抹不掉的足迹。但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年咤叱风云的头面人物都已经盖上过去时态的戳子。

  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或许还能再出现几位投机人物,但是百年之内,恐怕不会再有孙中山、黄兴这样的一心为公的强人。因此,无论你对现状不满或者觉着憋屈,你都必须忍受。受不了的时候,你就想想,如果孙中山来了,你会倾囊捐赠吗?如果黄兴来了,你会顶着枪林弹雨向前冲去吗?

  在分析历史事件的时候,不应当把责任过度地推诿到伟人和领袖的身上,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不过起了振臂一呼架桥开路的作用,决定历史走向的还是人民大众的集体效应。当你对现状不满的时候,应当想到前辈们为什么会支持这条道路?如果这个选择今天落到你们的头上,又会如何反应。正如百年之后,当晚辈们埋怨空气水源污染,埋怨健康恶化、生命缩短的时候,不应当光怪罪到改革开放的巨擘邓小平。还有前人为了发财不顾一切的集体行为。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的爷爷奶奶没有本事,凑不出100万耷拉的巨资,把你的爸爸妈妈移民出境。


  改革开放不是创新

  如果说在西方民主国家,公民们生存于一个由(r,θ,φ)决定的球形空间,r、θ、φ分别表示球坐标的半径、极角和方位角,公民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充分的自由;那么在传统的东方国家,百姓则被局限于一个由(r,φ,z)决定的柱形空间。r、φ、z分别表示圆柱的半径、方位角和中轴坐标。在政治上,老百姓活动的范围r≦R0,R0包括只许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不许建党结社,不许批评时政。主轴坐标Z可以用来表示经济发展方向。在帝制以及民国期间,至少Z轴自由度是开放的。人们可以拥有私人财产、土地、房屋,可以办工厂,可以发财致富。

  解放以后,毛主席运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斗倒了地主、资本家,土地改革,公私合营;数年后又把农民请进集体所有的人民公社;中国消灭了私有,连人带物,一并交公。商品统购统销,粮、油、棉布定量,城里人拿着10年不变的工资,乡下人挣起了微薄的工分。消灭了剥削阶级走进共产之后,在中国人以往生存的狭长柱坐标里,又沿着Z轴加上了一个沉重的铁盖,z≦Zm,Zm是毛强加的规定。于是老百姓政治-经济的自由度被挤压于一个体积为V=πR02Zm圆饼之中。从1949年到1980年,中国人在这个铁盒里生活了将近30年。城里人的收入勉强够填饱肚子,农村人的工分买不下自己的口粮。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又把自由的界限R0 和Zm 调到最小,运动不断,肃杀哀怨。人人慑于暴政,谨小慎微。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把控像一把活塞和钢钳把7亿国民压缩到一个大 P(压强)和小V(体积)的密封容器。文革期间,在这个πR02Zm的狭小体积内,在毛主席亲手鼓动下,7亿国民之间发生着激烈的深度非弹性散射,开启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父子不和,师生互斗,夫妻离异。直到把一个原本不大富裕的国家折腾得一红二穷。老百姓感到憋屈,却不敢发出怨语。

  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领悟到国人自由空间的狭小,以至使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科技教育青黄不接,于是他无惧纪念堂里横放的那具僵尸,勇敢地打开了代表经济坐标轴上的铁盖,实施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代表政治的坐标r,继续保持r≦R0,这就是著名的四个坚持,到了后来又被进一步发展为五个不搞、六个不要和七个不讲。

  其实,邓副主席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什么破天荒的重大发明,他只不过重启了个体经济的轴向自由度z,充其量不过回归到满清或民国的水平。只不过压抑多年的百姓一旦从重负下解脱,能在致富的原野上呼吸到几口新鲜的空气,本能地领略到皇恩浩荡,不禁感激涕零。就像继父打完40军棍,扔下一把创口贴,让你感到亲爹般的慈爱,忘乎所以地高喊:“后爸爸万岁!”激动的心情难于表述,以至于北大的学子挑起了“小平你好”的大旗。此刻没人会说:“我们只不过得到了曾经享有过的那点权利。”更没人会说:“我们还被四个坚持囿于r≦R0的政治樊篱。”

  开始的时候,人们不清楚中国要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呢?后来,他们逐渐察觉到,“好屎不落外人田”,先富起来的竟是红色江山的龙种血脉,领导干部的子孙。他们把权利和关系当成升官发财的引擎,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成了省、部级的高干,成了财经界的大拿。在这一点上,应当说邓副主席的改革开放还不如满清、民国公平。

  一方面,国家领导人口口声声要防止和警惕西方的亡我之心,另一方面又争先恐后地把子孙送往美欧留学深造,甚至滞留不归。其实他们所仇视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害怕中国实现民主,害怕失去特权,害怕子孙降级为平民,害怕失去世世代代作威作福的强权美梦。

  一个国家一时的强盛不能证明一个制度的优越。汉武帝曾经驱赶匈奴到大漠以北,盛唐时期曾经让万方朝贡。但是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汉、唐都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即使是同一个皇上的两个不同的年号里,也会从盛世急转直下,唐明皇便是典例。


  何日君再来?

  屈指一算,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在这100年中,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在这100年中,西方从机械化到电气化,又从电气化到电子化。北美窗前的一只蝴蝶,马上就会传到远在东亚的一个iphone上。地球小了,国家与民族的概念淡了。一个人过上好日子,何必在乎你来自那个民族;一个人享受到自由的空气,又何必关心你告别的那个国度。

  在这100年中,前三十年,中国经历了土改、反右、四清和文化革命;后三十年,中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调动了黑猫白猫的积极性。高楼林立,公路交叉,GDP扶摇直上,沉睡几千年的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复兴。

  然而辛亥百年之后,特权肆虐,贪官丛生,民风日下,雾霾蒙蒙。黄花岗下72英烈有知,必会顿足而泣,敲响警世钟的陈天华必会哑然无语,义赴刑场的秋瑾必会仰天长啸,为革命军捐躯的邹容也必会茫然叹息。无奈这是民族的选择,无奈这是农民兄弟朝思暮念的中国梦。

  今日新识人,知君旧时好。可惜君已去,不知何日来。抚今思昔,缅怀辛亥。上帝曾经给过我们一次民主共和的机会,我们的前人却拱手把它推了出去。如今再求上帝,不免悔之晚矣。

  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先生原本要把他的子民调教成大公无私,奈何他自己太毒太私,加之他身后的继承者更加骄奢淫逸。他们假公济私,监守自盗,以致感染着子民逆转为大私无公,钱字当先。当官的动辄贪污上亿,商界不惜坑蒙拐骗,教育界狠命捞金,医院则从病人身上榨钱。老百姓则为进好的学区而精打细算,为把孩子送到西方而砸锅卖铁。

  如今,大家为了发财不择手段,都想从这个国家拿到好处,却不愿意有半分奉献。贪官贪了钱,商人赚了钱,马上转到海外,留给自己的二奶和后代。怀孕之后要设法把孩子生到国外,中国的国籍难道是你们的耻辱?那些影视明星则揣着本外国护照,靠几个主旋律的剧目大把大把地捞走中国的钱财。

  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社会风气,都无法与辛亥革命相比。文革的洗礼使传统的道德观念丢失殆尽。辛亥革命的那类仁人志士已如凤毛麟角;忙着削尖脑袋进入常春藤的海外华侨大概也不会再轻易解囊。至于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他们关心的则是稳固手中权力,如何把孙子辈提到县委书记,保住祖传的革命基业。党内外忧国忧民的还有几人?如果有人问什么是不远的未来?那就是浑浑噩噩的现在。

  奉劝那些期盼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不如改弦更张,申请入党,在政界谋个一官半职,至少能从领导吃过的火锅里找出几颗鱼丸儿;奉劝海外逢中必反的异义人士留点唾液在口腔里杀菌抗癌。与其疯疯癫癫地天天骂娘,不如申请个牌照,在华盛顿的街头卖几件T恤;奉劝龙脉传承的当权者也不必做个怨妇,每日里强烈抗议,担心西方的渗透。任何政权的衰败都从内部开始。康熙大帝要是健在,英国人不敢来卖鸦片,日本人也不敢发动海战。满清乃蛮族异类,尚能统治中国268年,体现了甘作二等公民的大汉民族能屈能伸的丈夫雅量。如今红色江山坚如铜帮铁底,当初的北洋水师已经配备瓦良格航空母舰,地对空导弹可以打到月球,武警雄威,军力百万。共和国纵然不会万岁,断不会止于百年。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中山先生和他的辛亥革命已如闲云野鹤飘离大陆,在一个小岛上择木而栖。留给大陆的还是人治和专制的层层雾霾。望民主烟霾雾障,想共和遥遥无期。然而被统治者忽悠了几千年的老百姓已经适应了这种活法,只要日子过好,只要家有余粮,只要能把孩子生到LA,只要能过把奥拓瘾,每日里吃喝玩乐,唱红歌,推牌九,干吗非要关心雾外的蓝天。

  遇到盛世,大家弹冠相庆;赶上衰时,共同逆来顺受。邓大人的改革开放除了让一部分人腰缠亿万,不少市井小民毕竟也拾到牙慧。原先吃不上虾皮的尝到了龙虾的鲜美,原先考不上大学的有钱负笈西去,原先买不起自行车的现在开上了奔驰,原先蜗居一室的现在享受了M室N厅的局级待遇。针对目前国家的状况,重提辛亥革命未免过于虚无缥缈,可望而不可即。此时此刻,即使中山先生和他的同盟会复活,在微信上再发表一回“驱逐集产,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又有几个人会围观,又有几个人会点赞?秋瑾女士再就义的时候,连那个拿馒头沾血的老栓或许都不会来了。

  那些还在醉心民主自由的老哥老姐们,呈现在你们面前的景象很不乐观: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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