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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征税要受什么限制?
分类:牛博推荐  权限:公开  发表:2016年10月18日 00时19分  阅读:5253 次  评论:0 条     转载到我的博客
  文/梁发芾

  国家,或者说,统治国家的人,总是希望征收的税收最大化。如果有可能,他就会把全国所有的东西强行纳入自己囊中,不给老百姓留一点余地。

  当然,希望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从历史上我们也发现,统治者往往并没有得到他希望的最大化的税收,他们往往也给老百姓留下了不少财富。中国的皇帝曾经就标榜说,要藏富于民。那么,这是由于皇帝格外仁慈吗?他不愿意让亿万人肝脑涂地,来奉养他一个人一家人吗?或许是这样,但更多的情况是他受到现实的制约,他不得不如此。

  这就是说,统治者即使努力要实现税收最大化,客观上却要面对一些限制,使他不得不作出让步,或者认可现实,使他税收最大化的初衷,打一些折扣。

  美国有一位学者,叫做玛格丽特·利瓦伊,写了一本书,叫做《统治和岁入》,专门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在统治者希望税收最大化的同时,他会受到什么约束?也就是说,是什么条件,制约他不能随心所欲地将税收最大化?

  她提出三个因素: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

  我觉得她的研究非常精彩。她的这三个约束条件,用的是经济学的术语而不是政治学的术语,理解起来有些不习惯。不过,它仍然非常能够说明问题。

  相对议价能力是什么意思呢?这相当于在市场交易中,你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议价能力强,你就是处于强势地位,议价能力弱,你就处于弱势地位。政治市场也是一样。处于强势地位,议价能力强的政府,就可使纳税人交纳更多的税收,而处于弱势地位,议价能力差的政府,就征不到更多的税收。

  国家本身就是暴力机器。国家的统治者拥有一整套的暴力工具,比如军队和警察。拥有一整套暴力工具的统治者,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相比,自热是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拥有绝对优势的议价能力,所以,这样的国家就能够征收到更多的税收。总的来说,国家作为暴力工具,根本的功能,就是保证征收更多的税收。不服从的,会在暴力工具面前,被迫服从。这一切,中国历史大部分时期都是这样的。秦皇汉武之类,为了征收更多的税,无不使用暴力工具迫使人们服从。

  当然,每次都使用暴力工具迫使纳税人服从,纳税,交易成本太高,有时并不划算。所以,国家还有一整套的办法,让人们放弃抵抗,打心眼里服从国家,拥护国家。玛格丽特·利瓦伊把这叫做创造服从。创造服从我们也非常清楚,就是通过一整套意识形态的灌输,让人们觉得人们给统治者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比如中国历史上就有两种意识形态的灌输,让人们心悦诚服地向国家纳税。一种是比较强悍的理论,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天下的土地都是大王的,你寄生在大王的土地上,你给大王进贡纳税,有什么不妥吗?全天下的人都是大王的臣子,作为臣子,你出力流汗保卫大王,不对吗?这样就创造了合法性,创造了服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则很温暖。历史上把国和家塑造成大致一类的东西,认为国就是放大了的一个家,国王或皇帝就是这个大家的长辈,不是爷爷奶奶就是爸爸妈妈,有一副仁爱慈悲的心肠,日夜操劳辛苦,无非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更温暖幸福的家。既然这样,大家有什么好吃好喝的,拿出来孝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有什么不对吗?这样,也就创造了合法性,创造了服从。人们如果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自己的好东西首先孝敬给国家,并且争先恐后地积极孝敬国家,那么,无需军队警察法庭,国家也就能够得到足够的税收了。

  被统治者不服从,反抗,抵制,是对统治者征税的最大限制。那显然是因为统治者的相对议价能力降低,被统治者议价能力提高的缘故。英国贵族通过大宪章限制国王征税,并且发展出一套未经同意不得征税的原则,美国独立之初甚至还发展出一套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这都有力地限制了政府的征税行为。  

  统治者征税受到的第二个限制,就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也是经济学的名词,但我们完全可以把交易这个词的范围放得更大一些来理解。交易并不仅仅是在市场上互通有无。统治和被统治,当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统治者要向被统治者提供一些东西,来换取被统治者纳税服役。这就是交易,当然,这种交易往往是不公平的。统治者能不能最大化地征到税收,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虽然统治者希望税收多多益善,但是,如果征收非常困难,代价十分高昂,那么,统治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继续以高昂的成本,征收很少的税,要么就是知趣地放弃征税。

  征税,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交易,自然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可能高,也可能低,原因非常复杂。如果被统治者打心眼里非常热爱统治者,有非常高的自愿的服从,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很低;如果被统治者服从意愿很低,统治者必须得拿着机枪警棍去征税,那么,征收的成本就会相当高,别的不说,前去征税的军队警察自身就会耗费很大一部分税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技术上来说,有些税收存在很高的征收成本,在征管技术比较低的时候,也不宜于征收。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对于食盐是实行专卖政策的,这主要是因为,征收盐税,交易成本相对来讲比较低。食盐的生产,有相对集中的区域,可以直接把盐场用高墙围起来;人们的需要虽然是刚性的,但数量并不多,而食盐比重高体积小,运输相对方便;食盐不会腐烂霉变,还可以储藏,由于体积小,也无需很大的仓储空间。这种情况下,一旦控制了食盐的生产运输的某个环节,就可以漫天要价,虽然也有走私,也遇反抗,但是相对于收益来说,交易成本不算太高。同是生活必需品,但是空气,阳光,粮食以及水,在历史上就很少被政府实行专卖,因为实行专卖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空气和阳光,如果被国家完全控制而实行专卖,那一定能创造极高的税收,但可惜空气和阳光不好控制,如果征税,成本将极其高昂,所以,至今国家仍然宽宏大量地让老百姓私自自由而免费地使用。对于水进行征税的交易成本也很高昂,所以历史上很少有水税,但是现在,控制饮用水在技术上已经没有困难,征税的交易成本很低,自来水中的税金自然是谁也无法逃避了。还有粮食。历史上王朝无法完全控制小农经济中一家一户个体种植收获的粮食,因而虽然粮食这种生活必需品也完全可以被专卖而赚取高额利税,但是所有的王朝都没有这么做,我想那一定不是王朝出于仁慈,而是因为交易成本的限制。半个世纪前之所以把农民组织到一起实行人民公社,那正是因为这样就可以尽可能低成本地征收农民的粮食。当然,人民公社制度成功地解决了狭义的交易成本的问题,但造成那么多农民的饿死,广义的交易成本高到无法计算;而且在人民公社下,农民彻底丧失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活,粮食产量很低,最终国家也无法征收更多的粮食,实际上仍然是非常高的交易成本。这种极高的交易成本最终迫使人民公社制度终结,也就是说,由于这种极高的交易成本的制约,国家被迫调整了对农民的极其沉重的粮食征收。

  第三个限制因素是贴现率。贴现率是一个金融学的术语,比较难以理解。举例子说明,假设你到银行去贷款100元。银行只给了你60元,但要求你明年归还100元,40元已经提前作为利息而被扣除。这样,这笔贷款的贴现率是40%,也就是说,明年的100元,实际上只相当于今天的60元。如果你去贷100元的款,银行扣除10元,要求明年偿还100元,那么,贴现率是10%,明年的100元相当于今天的90元。这就是说,贴现率越高,明年的100元钱在今天的价值(现值)越低。这种金融学投资学上的术语,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就表达这样的意思:一个人如果有长远的眼光和打算,未来的哪怕些小收益,在今天都被看得非常重要,非常珍惜,那么,他就是一个低贴现率的人。相反,一个人如果对未来没有任何信心和打算,未来的收益在今天被看作不值什么,根本不值得追求,今朝有酒今朝罪,“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那么,他就是一个高贴现率的人。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思路来理解这个问题。一个高贴现率的人,可能认为明天的100元钱,需要自己贴进去很高的利息(比如40元)才能得到,因而不值得追求;而低贴现率的人则认为未来100元的利益只需贴10元的利息就可获得,值得追求。

  由此我们发现,同是追求税收最大化的统治者,有些是高贴现率的,有些是低贴现率的。这既与统治者的眼光有关,也跟他们的处境有关。高贴现率的统治者,对于未来没有设想,或者没有希望,所以,他会敲骨吸髓地横征暴敛,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统治者,可能是一些立足未稳的土匪流寇,也可能是日暮途穷的末代王朝。对他们而言,明年的一池鱼的价值也不敌今天一只鱼的价值,因为今天不吃掉这只鱼,明年自己或许已经死了,一池鱼也与自己没有关系了。所以不惜竭泽而渔。同样,对于他们来说,今天的一颗鸡蛋可能远远胜过明年的一群鸡的价值,因为他不能确定明年的一群鸡还是否属于自己,所以他宁可杀鸡取卵,享受眼前的利益。而低贴现率的统治者,他会放水养鱼,培养财源,忍住今天的挥霍,追求明天的收获。这些统治者是明智的,如果今天竭泽而渔,明年就没有鱼。当然,他能够如此选择,主要还是因为他确信今年不竭泽而渔的话,明年的更多的鱼仍然属于自己。

  当然,那些追求高贴现率的统治者,在自己横征暴敛的过程中,他会遇到相对议价能力的限制,会遇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他能够征收多少,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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